敦和基金会成立后，团队逐渐专业化发展，尝试做专业有效的资助，陆续引进职业公益人，理事会也给予了秘书处团队相当大的信任和空间，当时的秘书处团队尝试推动公益行业建设并推出一系列品牌项目，这一资助策略逐渐得到了开辟和确立。在与理事会互动的过程中，秘书处团队在公益行业方面的创新性和专业化工作逐渐得到了理事会的认同。这个过程不仅仅是简单的理事会决策——秘书处执行，而是秘书处创新——理事会信任——秘书处绩效的互动。

在专业化工作逐渐提升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公益行业中已经有很多机构在教育、环保、乡村等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没有人资助他们，需要有资助型基金会弥补这个空位，于是我们尝试进行资助项目（比如公益优才计划）的研发和落地，并尝试去其他基金会进行联合，在实践的过程中得到了较好的反馈，也验证了资助确实是行业亟需，方法论也是基本行得通的。所以诚实来讲，敦和基金会推动行业建设方面的整体资助策略并不是机构刚一成立就被事先“战略规划”好的，而是在机构初创的探索期内，秘书处团队与理事会、公益伙伴们进行良好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4月22日下午，我们刚刚在杭州发布了《浙江慈善事业发展报告（2019）》，这份报告是敦和基金会资助去做的，在浙江省属于首次。推动这一课题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能够长期陪伴公益组织发展的本地智库太少了。现在的学者、研究机构和智库基本都聚集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在地方上能有资助型基金会已经属于难能可贵，而本地能有专门的公益学者网络和公益专业智库，在当下简直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这一问题非常值得引起关注。

敦和基金会有资助竹林计划、公益慈善学园等青年慈善学者的项目及网络，大概有500名学者分布在全国上百所高校。我们希望这些青年学者不仅能够在地化的进行组织和协调，而且能够成为其他区域公益生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地化的公益专业智库能做哪些事情呢？

• 第一，理论研究和知识生产；

• 第二，经验积累和历史记载；

• 第三，批判和反思，发挥学者们的责任，以第三方的声音来帮助公益机构进行回顾和反思、建言献策，推动当地的公益行业长远可持续发展。

做资助也不仅仅是家族基金会、私人基金会或者企业基金会的事情，公募基金会也是其中的重要主体，按照中国公募基金会目前的发展阶段、资金实力以及他们的公共担当，我对此还是比较乐观的。比如中国扶贫基金会、上海联劝基金会、壹基金、SEE基金会等，据我了解，他们是有专门的业务、人力乃至资金是用来推动公益行业发展的，这对公募基金会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在努力筹款、实施具体项目的同时，尽量抽出一部分非限定性资金资助行业发展，我觉得应该给他们一些褒奖、肯定和鼓励。

推动公益行业发展，眼光不要只放在非公募基金会的小圈子里面，还要积极的去联合有行业意识和公共担当的公募型基金会，因为我们都是公益行业的一份子。

敦和基金会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资助策略，就是“资助资助者”，比如“敦和公益计划”，在过去三四年的项目周期中，通过银杏基金会、壹基金、SEE等枢纽型基金会的合作，分别面向不同的议题领域，前后资助了近70家的一线公益组织。在这一过程中，随着项目落地和资金转移，资助的理念在合作伙伴得以加深认可，资助工作方式不断得以更新，而且也发挥了不同类型基金会的各自专业优势，构建和呈现了一种资助的新生态，对敦和基金会来说也是受益匪浅的。虽然优才计划这个项目在2019年逐渐收关，但敦和基金会可以做项目总结和经验梳理，无偿的分享给其他基金会和公益行业。

基金会做资助，除了直接的对公益组织进行一对多的资助，也可以再增加一些有效的资金杠杆，让资助理念得以折射更多光芒，让基金会的每一分钱都更能承载理想。

圆桌论坛现场

刘佑平，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

中国慈善联合会是一个行业组织，主要推动行业生态的良性健康地发展，关注大家的发展，陪伴大家，把大家联合起来，中国慈善联合会的使命就是做好行业这件事。为什么要推动行业发展？

从1981年开始，到2004年之前国内的基金会基本上都是官方背景的基金会，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以后，我们才有企业基金会、家族基金会这些基金会。因为2004年修订的《宪法》强调要保护私有财产，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指出，《宪法》的修改奠定了中国慈善事业的法理基础、宪法基础，同时，慈善公益应当成为推动整个社会向前发展的一股新的动力。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一直在做行业推动，到了2013年，我们就推动成立了中国慈善联合会。

我们会去做很多事情，无论是推动整个法律政策环境的改善，还是行业声音的反馈、传递，权益的维护等等这些没人做的事情，或者说我们做的事情都是一些具有前瞻性的事情，对行业生态改变有根本性影响的事情。比如当年《慈善法》出台前，我们组织了一次为期两周的美国考察，邀请当时《慈善法》主要起草人参加，我们把立法时能够想到的所有问题都收集起来，与美国各个方面的人进行了广泛交流讨论。虽然美国法律环境与我们不同，但有很多东西仍然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慈善法》出台的同时，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里面提到一个词叫“募用分离”，意思是希望基金会都能成为资助者，广大的慈善组织，无论是社会团体，还是社会服务机构，都能够成为主体项目的实施者，从政府层面上讲是希望大家回归基金会的初心。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一些单个组织，甚至是两个组织加在一起还不能解决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要把大家团结在一起，一起才有力量解决，否则就是“流沙”。行业联合起来或者做一些行业支持，对我们自己来说，在这个过程中才不会孤独，才会找到一些共同力量，而且哪怕任何一个企业的运行也是需要有一个整体的大环境，否则“河流”不畅通，再会游的“鱼”也游不了多远，所以我觉得大家一起才能走得更远。

大概在2007年，我从《公益时报》到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提出了一套指数体系，叫城市慈善指数，后来我换了另外一套词。我认为衡量慈善的发展成熟与否，有几个很简单的说法：比如我们老百姓做年度财务计划的时候，有没有做捐赠的计划？或者，国家领导人在全世界介绍中国的时候，除了讲航空母舰、飞机、导弹，是不是也能讲我们有多少志愿者？

200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到清华大学来演讲，他说美国引以自豪的是从总统到普通美国人，大概每个人平均有多少时间做志愿者。我希望有一天天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在介绍时，也可以说我们中国的志愿者在美洲、拉丁美洲，甚至在阿富汗做了哪些事情，我们的社会组织在哪里保护着沙漠、湿地，或者在哪里建设了医院，等等。

从基金会来看：100年前，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北京建立了国际一流的“协和医院”；诺贝尔成立了基金会继续为科学家提供奖金。100年后的今天，我们是否有基金会宣布要到非洲建一个全世界一流的医院，或者到国内哪个地方建一所大学？当然，我们也有这些尝试，比如西湖大学，“一丹奖”。

我们换一个和“指标”不同的纬度：行业作为一个生态链条，我们在衡量其发展是否成熟时，可以去看有多少资源在为行业提供服务，比如法律法务、人力资源或者为这个行业提供评估、财务支持，等等。一个行业的生态链有上游、下游，当上下游之间不发展的时候，就是“独木不成林”。

我们还要更努力去营造一个好的环境，不是去追赶未来，而是要有未来的眼光。我认为我们离100年前还有很远，我们要向100年前学习。

卢玮静，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主任

做行业支持需要资源和空间，但是资源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也不需要百分之百地去投入。比如，一家企业基金会，它可能有一半的资金并不是做行业支持，但是在这里面有一个小空间和小资源平台，可以自主地沿着公益的专业方向来做，这个资源非常关键。

我觉得很多企业基金会可以争取这个空间和资源的独立性。 福建基金会的资源事实上不是很多，但他们仅有的几家就拱出了这样一个难得的“小”空间，是非常值得点赞的。

我认为在做行业支持的时候要回到社会问题真正的起点，做到求真务实和需求导向。不是为了项目而做项目，也不是去追求形式上的东西，而是追求真实的需要。从真实的起点出发，资助方自然就会去理解NGO，理解是尊重的前提，也是自主性的起点。

在求真务实和需求问题导向的基础之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责任主体归位。为什么呢？因为在资助和被资助关系里面，比如说基金会给了NGO一笔钱，那么NGO这个项目是基金会的项目还是NGO的项目？这里面大部分有不同的委托性项目，或者是行业支持性的项目，但是对于社会组织来说，他往往会认为我还得完成基金会的项目计划书，每个月要汇报项目进展等。他有可能为了完成项目计划书的规定，而忘了他自己的责任其实是要解决他本身的问题。

 在资助关系里面，我觉得责任主体归到NGO身上是资助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资助关系使得NGO沿着他认为的基金会想要的方向来走，可能会走到一个与社会问题、与基金会受益对象的真实需求、以及基金会发展方向有一定的偏移的地方。我对福建公益领域有一些长期跟踪和了解，我会发现福建基金会在各个层面上做的事比较清醒，或者是说比较尊重NGO的内生发展动力，这个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责任主体归位。

图片来自网络

在行业发展的初期，我们需要更多的组织站起来为失败的成本买单。这个行业太少人愿意为失败的成本买单，所以很多项目都是资助那些已经成功了、或者已经获得广泛社会影响力的项目。但是，要使得这个行业的良性发展，我们必须投注在更多的项目、机构上，因为它的需求太大了。

除了这些成熟的项目、好的机构，那么你愿不愿意去陪伴那些发展初期的机构，陪伴它走过这么一段艰难的道路，陪伴它经历失败，陪伴它去项目摸索？因为它们可能经历了失败以后才知道我合适的道路在哪儿，像恒申基金会从一开始给钱到后面做行业支持的这个过程，这一段的经历是需要成本的。如果一开始说必须短平快地设计一个项目，他就不会沿着他最佳解决问题的路径去探索跟摸索。

当然，我们能够看到许多项目已经在开始探索，但是与需求相比太少了，大部分的组织不愿意提供非限定性的资金、不愿意提供人力的成本。如果你没有人力成本，没有非限定性的资金到达它最需要的关键点上，你去资助它的项目，去资助它的“果子”，而不去资助它的“根系”、“枝干”，怎么能让它长出一个很好的果子？

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行业资源提供者能够愿意说，我愿意承担项目的风险，愿意承担失败。这个当然可能也跟资源的来源有关，但是我们希望各种企业基金会可以很自豪地说，我做了这几个失败的项目，但是我给他们多少的探索、实验的空间，我愿意陪伴大家走过这段成长的历程，即使是失败了，也可以积累下专业性。这点是非常稀缺的。

对福建的长期观察，我发现社会组织在行业内会有一个口碑的传播。对于企业来说，这种传播会使得市场选择很重要。当然对于基金会和NGO来说，社会选择也非常重要，因为它会给大家内生的动力，让它沿着社会效益更佳的途径来走。

但是，我认为现在行业非常稀缺的是如何去激活更好的社会选择机制，让那些在一线的、县域的组织做的事情能够被看到、让他们活跃起来形成一个有效的循环？

我们需要形成一个资源链条，将北上广的资源带到省一级的城市，再到市里、到县域，像漏斗一样。实际上，大家没有太多的精力关注扎根在最基层的组织，但它们却是离受益对象最近的组织。我们如何激活整个链条，让县域组织知道，只要扎实地在一线做事情就一定能够发挥特长，就能够被看到，而且能够获得机构的支持。就像在福建，我知道一些县域组织能做得特别好，但是资源真的稀缺，基本上他们都靠在自己小范围内激活，很少获得基金会的支持。如何打通这个链条，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重要且行业非常需要做的一个事情。

另外，我也发现不管是县域还是北上广，都存在巨大的专业性稀缺问题。这个稀缺包括我们如何很好的去把握项目，如何改变受益对象。这点非常难。实现观念上的改变和生存环境的改变，以及受益对象能力的增长，需要专业性。这点就像父母对孩子，你要让他发生变化非常需要专业性，也需要专业人员。

一旦基金会意识到这一点，它就会慢慢支持更多的一线服务的NGO来做，他会发现给钱解决不了问题，我必须要把钱转化为专业化的服务，才能去改变这些群体的命运。

那么，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行业最大的一个稀缺就是专业化人力资源上的稀缺，尤其是能力的稀缺。这就会让很多资助型基金会认为，我给这些社会组织做，可能还不如我自己做。所以，社会组织必须向大家来证明说，我有专业的服务能力，我能够解决社会问题。

感谢中国扶贫基金会为本次活动提供场地支持

整理 | 杨鑫

编辑 | 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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